当地时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

　　目前，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诸多差异。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80%。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女性的平均收入相较男性要低13%左右，且女性不太可能达到职业阶梯的顶端，触及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便集中于此，她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回到基本的供给和需求；另一方面仔细记录并修正历史记录，描绘了女性在长时段的就业市场中的准确图景，更新了我们对女性就业的理解。

　　克劳迪娅·戈尔丁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U形曲线”。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证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在整个时期内并没有呈现上升趋势，而是形成了U形曲线。十九世纪初，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有所下降，但随着二十世纪初服务业的发展，已婚妇女的参与程度开始增加。克劳迪娅·戈尔丁将这种模式解释为结构性变化和关于妇女对家庭责任的社会规范不断演变的结果。

　　克劳迪娅·戈尔丁强调了期望值在女性选择就业机会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二十世纪实现了现代化、经济增长和女性就业比例不断上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没有缩小。克劳迪娅·戈尔丁认为，部分原因是影响一生职业机会的教育决策是女性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做出的。如果年轻女性的期望是基于前几代人的经历形成的，例如她们的母亲在孩子长大后才回去工作，基于这样的期待，女性职业发展将会非常缓慢。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都低估了自己的工作强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期望值和结果才开始趋向一致。

　　克劳迪娅·戈尔丁另一项重要的研究是避孕药的发明对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影响。二十世纪，妇女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妇女的教育水平大大高于男性。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妇女对劳动力市场的期望发生了变化。克劳迪娅·戈尔丁发现，避孕药导致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并作出其他职业选择。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学习经济学、法律和医学。克劳迪娅·戈尔丁证明，避孕药意味着妇女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从而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期望，为她们的教育机会和职业道路选择提供全新的动力。

　　从历史上看，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来解释。然而，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发现，现在这种收入差异大部分出现在同一职业的女性之间，而且主要是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出现的。有了孩子的女性收入会立即下降，即便拥有相同的教育经历和职业背景，她们的收入也不会以与男性相同的速度增长。

　　随着社会发展，性别差距的成因并非一成不变。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工作强调了哪些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最相关，以及性别差距的多个成因如何相互作用。如果社会规范或制度障碍使女性无法进入工作场所，那么旨在提高女性教育程度的政策就无法有效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

　　另外，社会规范的变化速度有快有慢。有时候，有效设计的政策影响要通过几代人才能显现，年轻人改变教育、婚恋和工作的决策，需要在长期才能看到影响。

　　正因为劳动力供应决策的跨期性质，女性对未来的期望起着关键作用，所以政策要着眼于改变女性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还要了解这些期望的形成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在妇女必须与负面的陈规陋习作斗争的情况下，女性榜样可能产生的影响。

　　克劳迪娅·戈尔丁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她将性别差异存在的问题放在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语境中，并将其背后的原因揭示了出来。她站在了俯视历史的高度总结规律，并试图推动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她的研究体现出了经济学学科的人文关怀，诺贝尔奖对戈尔丁的认可能够激励经济学研究者将更多的目光放在性别平等等现实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