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调侃的话，道尽了我国种业的多少心酸。但种源被“卡”、种子安全不能自主的后果才刚开始显现。

　　2017年6月，1080头生猪从美国芝加哥乘坐波音747国际货运飞机，经过长达20余个小时的飞行，抵达昆明长水机场。

　　在这些生猪落地的当天，买方神农集团董事长、副总裁悉数出动，亲自到场迎接。这一千多头从国外进口的生猪，是专门繁衍猪仔的曾祖代种猪，也被称为业内称为“猪芯片”，价格高达3万元一头，是名副其实的“猪中贵族”。

　　我国“肉猪养殖”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距今已有七千多年。但从中国本土的“土著品种”到被外来“杜、长、大”生猪品种攻占，短短几十余年间，我国生猪市场份额正一步步被国外厂商蚕食。2021年7月，我国种业管理司在《对十三届全国四次会议第7454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到，“瘦肉型品种杜洛克猪、长白猪和大白猪，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主流种猪品种，在我国市场占比近90%。”尽管根据本国市场需求对“杜长大”进行本土化选育是国际通行做法，但由于规范的系统选育历史积淀不足，核心育种群的产仔数、饲料转化率等关键性状与发达国家还有10%－30%的差距。

　　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市场，我国每年要消耗七亿头猪，而这七亿只猪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国外。2023年，我国进口种猪7429头，来源只有美国和丹麦。其中，美国引进数量占比73.08%，剩下近三成则来源于丹麦。

　　在我国，由于表型精确识别设施与规模化基因测序平台的建构尚不成熟完备，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内的庞大资源储备，在很大程度上仅能依赖传统的表型性状来进行初级评估。据统计，那些经过基因型和表型双重精密鉴定的种质资源占比仅为整体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在三大主粮作物中，这一比例更是降至仅仅5%。其间能够真正成功转化为商业用途的种质资源相较于总数显得更为稀少。相比之下，美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其近10万份玉米种质资源中有大约两成能够实现精确性状鉴定，并具备快速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潜力。

　　作为种子的净进口国，仅2021年一年间，我国种业贸易逆差就高达3.5亿美元，按人民币与美元7.2：1的汇率计算，差额约为25.2亿元人民币。

　　其中，蔬菜类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种子品类，2021年度占我国种子进口总量的78%。据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数据显示，2021年12月，我国专营蔬菜种子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A证）仅10家，蔬菜种业具有“企业多、对外开放早、竞争充分”的特点。

　　以胡萝卜为例，我国种植面积约占全球三分之一，但令人痛心的是，这其间国产种子占有率仅为3%，胡萝卜的高端品种中九成以上被洋种子控制，主要来自法国威玛、日本住化、日本坂田、日本泷井等公司。

　　除了极高的市场占有率，部分跨国企业还凭借“基因利用限制技术”的领先地位，在中国实施了两项“生物锁定”措施，旨在牢牢控制种源：一项是不育技术，即农民购买的种子只能产生果实，却无法保存下来作为下一代的种源。另一项则是控制技术，使后代种子性能相较于前代有所降低。

　　不断出台的政策法规正激发我国种业企业的积极性。2021年，国家出台《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的战略高度。

　　从上图中不难看出，陆续出台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加大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精准鉴定评价；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严厉打击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加快推进生物育种研发创新发展及产业化应用等方面。

　　在企查查上以“种子”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企业数量约为274万家，1-3年内新成立的企业数量约为51万家。短期内大量新增企业的出现表明种子行业在国内市场相关参与者对种子产业未来发展潜力的认可，以及受到政策推动等因素影响，新的市场机会不断涌现。此外，多个新市场主体积极参与行业发展，也是响应国家提出的“加强种业自主创新、打破国外种源依赖”战略要求的具体体现。

　　政策的支持带来的效果非常明显。2023年4月，第一张基因编辑安全证书正式落地；同年12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10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获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共涉及26家企业。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是育种领域的性技术，是必须抢占的新领域新赛道。

　　蔬菜育种赛道也不断传来了喜人的成绩。我国蔬菜基因组学研究也居于全球前列，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也能与国际前沿水平并行；一批优异种质资源得以鉴定、保护、挖掘和利用；蔬菜制种基地布局初步形成。

　　在家禽方面，也实现了一定突破。我国首批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打破了国外对白羽肉鸡种源的长期垄断，甚至实现了种鸡的首次出口。2017年9月，首农股份和中信农业成功以1.8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英国樱桃谷农场有限公司，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对肉鸭种源供应的垄断，初步实现了中国白羽肉鸭种鸭繁育技术的自主可控；以新希望为代表的的国内企业也不断进行技术攻关，培养出了“中新白羽肉鸭”等优异品种。以“川系”为代表的生猪种业，也正在不断提升我国种源自给率。

　　35斗此前发布的《2030中国农业创新展望》报告中指出，我国种业研发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软件、试剂等装置，如测序分析仪器、SNP基因分型仪、气液相色谱设备等，基本需要从国外进口，国产设备在耐用性、稳定性和精准性等方面还存在差距。

　　除种业外，我国在多个领域上都存在关键仪器“卡脖子”的问题。根据百科网数据统计，我国90%以上的科学仪器被国外企业长期垄断，中国一年从国外进口的科学仪器设备更是高达3380亿。并且，美日欧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美国赛默飞更是以绝对优势在该行业中独占鳌头。

　　图：2022全球和中国生命科学TOP10企业市值对比 数据来源： MedTrend医趋势，35斗制图

　　国产科学仪器长期受制于人，高端科学仪器被垄断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会导致话语权的丧失，仪器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收集、传输生产数据的行为，将对和行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相关数据统计，至2017年为止，在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中，直接因科学仪器的发明而获奖的项目占据了11%的比例。此外，高达72%的物理学奖、81%的化学奖以及95%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其研究成果均得益于尖端科学仪器的辅助和支撑。由此可见，仪器对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有这巨大作用，但在底层工具处处是掣肘的情况下，我国要想在这一领域“突出重围”显得尤为艰难。

　　得益于近年来我国对高端精密仪器领域的重视，我国陆续推出了“863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政策和计划。通过不懈的努力，我国在这一领域也算是看到了初露的曙光。

　　例如，华大智造在生命科学领域已成为全球三家可量产临床级别基因测序仪的公司之一；致力于为我国种业提供高通量、低成本的精准基因型分型和分子检测技术的博瑞迪，淌出了国内植物基因检测市场；瀚辰光翼通过全知识产权自主研发，已成功搭建覆盖体外诊断、现代农业、科学研究等应用领域的产品管线……

　　初露锋芒的本土企业犹如破晓之星，尽管短时间内实现技术领先与市场超越显得“路长且艰”，但只要坚定地投身于高端精密仪器这片亟待探索的广阔天地，持之以恒地努力创新与发展，必将在未来某一刻蓄积足够的能量，冲破重重难关，最终与行业先行者并驾齐驱，共同描绘中国精密仪器产业的崭新篇章。

　　2019年，赞比亚向全球范围发起了中小型农用拖拉机采购招标。由于欧美传统制造商主力产品为大型农机，这次的竞争中，并未见其身影，因此仅剩中国和印度进行角逐。

　　在被问起落败原因时，我方参与竞标的企业代表表示，“印度的拖拉机，质量比我们好，价格还更有优势。”

　　在大型农机上与欧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在中小型农机领域竞争力比印度低，我国农机发展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作为世界第一大农机制造和使用国，我国农机“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突出，高端产品多被外国垄断。《国外农机化发展历程及拖拉机发展现状》显示，欧美国家普遍在上世纪50-60年代已经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而我国目前还处于机械化的进程中，智能化也才刚刚起步。

　　2016年，由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共同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5年，农机人才缺口将达44万人，在“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中缺口比例最高，超过60%。创新是集聚的函数，在人才缺位、自主研发能力弱等众多因素的叠加下，造成了我国农机具发展落后的局面。

　　此外，2004年出台的《农机化促进法》提出中央和地方全面实行购机补贴，相较国外的发展也显然失去了先发优势。加之我国农业生产区域跨度较大、农艺差异大、农业种植标准不统一等因素，几乎没有能够在多区域通用的器械，这也直接导致了产业集聚度不高和创新性缺乏的问题。

　　产学研的脱节是我国农机具产业发展所必须摆脱的桎梏。当前，我国在农业机械专业领域及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相对有限，难以有效地培养出具备深厚基础知识和强劲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2020年春耕出现了进口农机出现问题，外国维修人员无法及时维修的情况，为我国的农机具发展敲响了警钟。缺少相关的研发、维修人才，是发展农机具产业必须跨越的障碍。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国已涌现出以中联中科、潍柴雷沃等为代表的企业，不断推动我国农机具行业发展。历史的车轮正推动新一轮的产业革新汩汩前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企业需要牢牢守住创新高地，积极抢占科技前沿阵地，推动我国农机具行业行稳致远发展。

　　尽管我国农业在诸多关键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技术封锁和外部压。